怎么汲取别人的经验呢，恐怕主要还是靠阅读，靠比较。

三、本轮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与改革金融监管体制的国际经验 国际金融危机前，传统金融监管以分业经营为基础，按行业或活动划分监管范围，形成了行业监管(比如中国)和功能监管模式(比如美国)。例如英格兰银行拥用强大的数据信息库，可以十分方便的查询相关金融领域的数据。

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macroprudential policy这一表述，这是一个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的总称，与货币政策是并列的，而监管只是这一框架中涉及到具体执行的一个环节，因此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要远大于一般意义上的监管，宏观审慎监管的表述并不准确和全面，应更广泛地使用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针对系统性风险，应强调的是强化微观审慎监管者的宏观审慎视角，因此并不必要对监管框架做大的调整。摘 要：我们认为，是否有利于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当前研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和视角。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几种可能方案的利弊进行比较。应围绕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起新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

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跨时间和跨空间两个维度，相应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分别针对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危机以来全球对此已进行广泛反思。(14)中国政府争取人民币成为SDR的第五种货币，则是希望通过国际制度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层面的认可程度，进而为人民币提供国际货币地位的合法性证明。

首先，由于金砖国家内部面临着复杂的矛盾，中国没有能力单方面主导金砖机制的货币合作。标志着这一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76)因此，相比于上述两大区域性制度体系，中国在如何利用上合组织的制度框架来助推人民币崛起的问题上还处于探索阶段。(90) 首先，对于东亚外汇储备库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而言，二者旨在建立区域性的金融安全网，通过内部互助来防范金融风险，如果今后人民币在这两个机制中被广泛使用，人民币在区域货币危机中被用来发挥救援作用，这将意味着人民币在官方层面上发挥干预货币的国际职能，从而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而关于开发银行平等出资以及组织结构的设计，都体现了成员国之间权力平摊、利益均沾式的妥协，这并非制度设计的最优结果，也不利于该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60)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

(88) 中国在过去五年里围绕货币问题所展开的国际制度外交，既为正在进行中的人民币崛起提供了合法效应，也将为今后人民币地位的护持提供锁定效应。由此，英镑经历了由全球霸权货币衰落为区域中心货币的重要转折，但也正是以英帝国体系为框架的英镑集团构成了维持英镑地位的区域制度基础，从而部分锁定了英镑在区域层面的国际地位，保卫了英镑作为区域货币的角色。(31)在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IBRD)这一世行的关键决策机构中的投票权也升至5.25％。(27)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or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28)七国集团因1998年俄罗斯的加入而变成了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在集团中并不能参加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因此在金融和货币领域，仍然是七国集团的治理结构。

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一次对美元进行的黄袍加身，从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认可。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96) 其次，从2005年开始，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凸显，包含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等域外大国的东亚峰会开始对10+3机制形成挤压效应，甚至在政治和贸易等议题上有取代之势。这种通过模仿而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为英国在19世纪掌握货币霸权地位提供了合法性。

所谓国际制度，是指国际社会中相互关联并持久存在的一整套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规则，它规定和限制了行为体的角色及行为，并塑造了行为体预期，具体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三方面的内容。(87) 总之，金砖机制、东亚10+3机制和上合组织共同构成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三大区域性制度平台，中国在这三大平台下进行了一系列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努力，从而发挥国际制度对于国际货币的合法效应和锁定效应。

(84)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尝试构建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债券投融资方面的合作。最重要的障碍来自俄罗斯对于中国经济势力在中亚扩张的警惕。

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始评估建立开发银行的可行性。继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成为首位中国籍IMF副总裁，这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争取人事权所获得的重大突破。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15)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86)吴乐珺、黄文帝：《李克强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十二次会议》，载《人民日报》2013年11月30日，第3版。对于该行的具体制度设计，有中国学者建议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以财政部作为出资主体，可使用人民币、外汇储备或两者各占一定比例的形式出资，可效仿IMF特别提款权的模式，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尽管这些金融机构的职员并不直接代表本国利益，但大量中国籍人士出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有助于将中国理念和价值带入这些机构，从而能够隐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的话语权。(57)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

(64)卢静：《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第102～116页。货币互换是双边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能够起到重大作用。

中国在该机制下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促使金砖机制成为护持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81) 第二，建立区域性贸易和投资的结算支付体系。

2009年，俄罗斯与中亚各国贸易约一半的份额是使用卢布进行支付结算的，美元在贸易结算币种中已退居第二位，俄罗斯希望卢布来充当中亚统一货币。(90)尽管这些机构也可能使用美元，特别是在最初阶段还可能将以使用美元为主，但是这些掌握在自身手中的国际金融机构将很容易实现币种更换，从而成为服务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制度框架。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经济规模先后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既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与自身实力的不匹配程度日益明显，这显然不利于人民币的崛起。如何弥合金砖国家的内部分歧，不断升级金砖国家货币合作的水平和效率，考验着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

(33) 第三，推动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职能，以弱化美元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国会至今仍然拖延有关IMF和世界银行份额权改革方案的表决。

东亚正呈现出一种制度过剩的局面。(30)比如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一直是G7的被告。

面对周小川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倡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立即表示美元依然坚挺，没有必要设全球货币取代美元。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货币治理的基本格局。

在这一制度治理结构下，其他货币的崛起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18)在国际层次上，由于无政府状态下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中央权威来对某种国际货币进行强制使用，发行国就只能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来锁定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国际层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践行的是对既有制度体系的融入而非改造。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

对于中国货币权力的最新研究，参见Eric Helleiner and Jonathan Kirshner, eds., The Great Wall of Money: Power and Politic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91)国际货币的职能有三种：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分别对应于官方层次的驻锚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

(17)制度学派中充满了对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探讨，参见Gerard Alexander,"Institutions, Path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3, Issue 3, July 2001, pp. 249-270; Paul Pierson,"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p. 251-267; Kathleen Thelen,"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Issue 1, 1999, pp. 369-404; Stephen E. Margolis and S. J. Liebowitz,"Path Dependence, Lock in and Hi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Organization, Vol. 11, Issue 1, April 1995, pp. 205-226。其次，全球金融机构的份额权和人事权改革至今没有实现。

第三，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12)何帆、李婧：《美元国际化的路径、经验和教训》，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269页。